1985年11月24日，彭真在省级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座谈会上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时说：新宪法与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是完全一致的。
[4] 参见现行宪法第六条。如果空间不够，要么修宪，要么重复先违宪，后修宪的老路。
[19]每次修正渐次提高征收补偿标准，但也渐次限制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的范围。《土地管理法》规定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可以流向的主体如下表所示： 土地集体所有向国家政策一端漂移的结果是：集体土地向集体之外的主体流转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集体经济组成成员无法参与其中，完全丧失对自己土地的处分权。 三、集体土地征收制度可能的变革及其宪法空间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这预示着集体土地征收制度可能的变迁。土地私有的基本权利演变为土地集体所有的国家政策与农业合作社的发展相关，与政社合一的体制相伴，同样，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政社分离，土地集体所有也蓄积了向基本权利方向漂移的足够能量。这种按原用途计算补偿出来的补偿标准，忽略土地开发带来的收益，相当于土地开发利益国有化。
[21]《土地管理法》规定集体土地流转必须经过征收一途，是立法者裁量的结果。这就意味着，土地所有权的流转依然被禁止，但土地使用权的流转解禁：可以通过出租或买卖的方式流转土地使用权。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
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就具有一种继往开来的意义，其标志着新旧中国的分野，更体现为一种法统的断裂以及革命的开端。因此，建国的正当性必然是在宪法之外的其它要素，一种革命性的理论，具体在中国，就是体现人民意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84]〕但所有这些对制宪权的束缚都不能保障权力的现实运行完全按照上述的规范性要求，并且任何程序也不能保证按照此种程序所行使的权力就是制宪权的真正行使，否则制宪权就失去了其自身的原生态、不受任何事前限制的特性，也会如施米特所言的一样，失去人民的品质。恰恰在自由与必然性之间却出现了难以弥补的裂痕，也导致了近代革命的诸多悲剧。
立宪主义以来，虽经历了卢梭直接民主制的冲击，但代议制民主、议会至上的观念却在很多国家树立起来，这种观念与当时流行的法律实证主义相结合，一时蔚然成风。二是所有的国家政策都带有试验的性质，而不是一刀切的强行推动。
正是由于体现人民意志的公意与应然的法秩序之间存在的鸿沟，才有学者提到了革命与法治之间的内在矛盾。〔[85]〕通过这种区分就可以发现，我们可以通过一定的时间距离去历史的观察制宪权，但却无法通过事先的程序、规范、理念去约束制宪权本身，能够限制的只能是制宪权的表达，毕竟制宪权必须通过特定的程序和方式才能得以表达。宪法是不断需要自我证成的，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遇到新的政治、社会问题以及新的价值冲突的形式，这就需要宪法不断做出价值权衡，在连续性与突破性之间、在秩序与决断之间不断保持平衡。但若将全面修宪仅定性为宪法修改权的行使，则又不能概括全面修宪所带来的根本差异。
尤其是刘少奇的一段话更能体现当时的这种政治决断，并体现与之后1954年制宪的某种不同，有些代表提议把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写进共同纲领中去，但是我们认为这还是不妥当的。而有关我们国家未来的问题究竟是权力问题还是法律问题，则有赖于我们所有人都共同指向的宪法规范力及其前提——宪法意志——的恪守与强化。今天中国在宪法理论或者宪法学方法论上的争论实际已经超越了法学的范畴，而进入到一种更为宏大的国家话语体系当中。但这种立宪的逻辑在建国和立宪完成之后就需要发生转变，而不能以紧急状态、国家生存等理由取消宪法的规范性和宪法不断自我证成的能力。
〔[15]〕阿伦特，同上注，页18。对制宪权的界定有助于历史的分析某一特定的决断性事件是否是制宪行为，因为制宪权的表达绝非是简单的权力运行，而是需要符合特定的程序、内容上有特定的规范要求（尽管此种规范要求无法在事前确证）以及有特定的观察标准，因此宪法教义学上的建构对于制约制宪权的行使和表达并非毫无意义，只有通过宪法教义学上的不懈努力，一种制宪权运行的程序意识和规范意识才会深入人心，并且为历史事件的评定确立标准，同样可以将人民的制宪意志一点一滴的表达出来，尽管我们不能过于理想化的认为依此程序和规范运行的权力就是制宪权本身的真正体现。
〔[80]〕 一般认为，施米特之后，在国家法意义上对制宪权的探讨最为深入的是博肯福德，博肯福德在施米特的基础上，将制宪权界定为制宪权是如下（政治上的）力量与权威，其有能力赋予、承载并且废弃宪法在规范上的有效性请求（Geltugnsanspruch）。〔[96]〕即使在面临国家生存或者战争这种最极端的政治手段时，这一点也不容否弃，可见权威性的政治亦有其限度。
解决该冲突的出路绝不可能是确定的，因为即使是在冲突情势中宪法都能恪守其规范力的前提在我们当代国家的现实中仅能有限的得以实现。也正是基于此种逻辑，施米特才再次强调制宪权本身与接受委托行使制宪权（制宪国民会议）之间的区别，从而肯定了制宪权的常在性，因为受委任制定出来的宪法本身并不一定是真正制宪权的行使、也不一定是正当的，在这种情况下，制宪权的持续存在才是有意义的。〔[40]〕但建国而未立宪，则国家就需要面临正当性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施米特的制宪权理论似乎更契合政治现实。参考西耶斯，见前注7，页59：国民存在于一切之前，它是一切之本源。如沃格林所言，我们把马克思的专柜定义为从强调革命的最终目标转向强调为革命做准备的策略。
而中国则情势完全不同，不仅废除了一切国际法上的义务，而且宣布一切国内法律都被废除。在博肯福德看来，根本不可能将制宪权这种国家法上的基本概念和边缘概念从政治中解脱出来，但能够做到的是，同时也是国家法最重要的任务是，绝不可能被排除在外的制宪活动可以通过一定方式加以限制，并且通过适当的措施将制宪权的表达——当其出现时——融汇到已经为此备好的程序中，藉此可以将之兜住并引导其生效，通过这种方式，同样在未来具有不断更新的可能性。
〔[70]〕如果将全面修宪视为是制宪权的进一步行使，带来的问题是如何将全面修宪（制宪权）与一般的修宪（宪定权）区别开来，这里遇到的问题与视全面修宪为一般修宪行为而否认其制宪性质所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因为后者也需要界定全面修宪与一般修宪这二者的区别。在实际生活中党和党组织往往处于宪法之上，不按照宪法的规定办事，结果只能使宪法虚置，引自刘政：1954年宪法施行三年后为什么被逐渐废弃，《中国人大》2002年第14期。
我们确实赞同施米特所提到的制宪权之事实性与决断性的一面，但施米特的制宪权理论中所隐藏的不受约束的特性又不得不谨防，因此，这就需要一种更为细致的梳理。〔[59]〕苏力先生在分析建国之后中央与地方分权的演变时也提到了这一点，但主要是从合理性的角度加以解读。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西耶斯实际上也透视到制宪权的理想性与现实性之间可能存在的鸿沟，并试图对此加以弥补，西耶斯所界定的第二时期制宪阶段，也是试图为——通过国民大会进行的——事实性的制宪行为赋予一种正当性的规范意涵，这也是试图将理想性的制宪权本身（an sich）与现实性的制宪权表达融合在一起。〔[57]〕 从《共同纲领》到1954年宪法的蜕变可以看出，新中国的制宪是完全融入到国家的目的、政治的决断或者说人民意志的整合过程当中了，从而也就不可避免的丢失了其本身的独立性。〔[97]〕 在这个问题上，黑塞的一段话或许足以发人深省： 没有人会希望我们在这里所暗示的宪法的规范化与政治、社会现实之间的张力会演变成二者之间的严重冲突。如果只是源于对清政府内部腐败的不满，那么中国社会内在革新的动力仍不会存在，反抗也仅限于起义与造反的不停循环，〔[22]〕但如果是迫于外在侵略的压力，则对于旧体制之弊的反思就显得尤为迫切，并急切要求向西方列强学习以摆脱国家积弱的状态，这种西学东渐由技术层面始而最终扩展至经济层面、制度层面乃至文化层面的全盘西化，并与传统形成了激烈冲突，而传统也就站到了中国现代化的对立面，这种思维在五四时达到了巅峰。
〔[72]〕尽管是以革命的形式发生的，但施米特在分析德国1871年帝国与1919年魏玛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时认为，二者之间尽管经历了革命形式，但国家的断裂是以制宪权主体发生变化为标志，而非以国内法的断裂和国际上的主体变化为特征，参考施米特，见前注8，页108。就此而言，结合新中国的制宪经验并反思制宪权理论可以暂时得出的结论是： 1）制宪权本身是难以洞察的物自体，能够进行观察的只有制宪权的表达，而制宪权的表达是一项事实权力，同样难以加以事先的规范化与程序化。
3. 建国与立宪：政治主导立宪 革命之后的建国〔[35]〕与立宪并非是同一的过程。参考韩大元：宪法实施与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纪念1982年宪法颁布实施30周年，《中国法学》2012年第4期。
基于这种情况，博肯福德认为从国家法意义上探讨制宪权具有重要意义。但近代革命在成功之后，却只关注必然层面上的革命任务，而完全忽略自由王国的实现，〔[16]〕在必然层面的革命任务迟迟不能实现时，自由王国也就被抛诸脑后了。
〔[23]〕由此一来，中国传统那种内在于社会体系中的超稳定结构〔[24]〕就被打破了。他认为制宪权虽然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诠释，但国家法意义上的制宪权至少存在两方面的功能：一是作为正当性的概念，即建立宪法的有效性基础。施米特将政治的标准界定为区分敌我，明确表明了一种政治决断的存在，并暗含了区分敌我的标准，这种区分事实上是否认了自由主义赖以存在的多元论与各社会领域的自主性，而将政治置于这些领域之上，C. Schmitt, 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 8. Aufl., 2009 Berlin , S. 35ff.。因此在制宪权问题上就容易陷入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巨大差距。
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33]〕毛泽东在论述中国革命的任务时指出，毫无疑问，主要地就是打击这两个敌人，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是相互关联的。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分析，我国1954年宪法的通过过程就会面临理论上的困难。为调和这二者，从黑格尔开始就发展出了将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结合起来的理论尝试，并经由马克思发扬光大。
〔[91]〕邓小平于1986年9月2日在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一文中指出：我们也讲现在我们搞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显然在这一改造过程当中，社会主义的远景理想使得人民意志的塑造就不简单是人民的事情，而是必须在执政党的领导下进行，希望通过引导使社会转型成为社会主义的大同理想社会，并扭转人民的意识，这是所谓的人民意志构造的先锋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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